2025年3月，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股权回购纠纷作出终审判决，郑重宣告：在最高人民法院法答网“股权回购权行使期限以不超过6个月为宜”的指导意见公布前已触发的回购权，不受该期限限制。这一判决瞬间激起司法实务界与私募投资圈的强烈反响——当司法指导意见与既有交易习惯正面碰撞，当规则革新试图改写市场预期，北京二中院以“法不溯及既往”为盾，为商业世界的稳定预期筑起了坚实壁垒。
要理解本案判决的突破性，需首先解构最高院法答网意见的法律定位。该意见虽出自最高司法机关的法官，但其系“法官答疑”而非正式司法解释，因而并非具有强制约束力的法律规范。北京二中院在判决中特别指出，意见中“为宜”是一种在普遍情况下如何确定合理期间的倡导性推荐，而不是对个案具体合理期间如何认定的一刀切要求。这个定性至关重要，它意味着各地法院在个案裁判中仍享有裁量空间，尤其对发生在意见公布前的交易，更需审慎考量规则适用的时间效力。
事实上，关于股权回购权的性质认定确实存在一定的争议：有些法官认为回购权属于需受除斥期间限制的形成权，多数法官认为回购权应当是适用诉讼时效的债权请求权，但也有少数法官以“可随时主张”为由无限延长行权期限。最高院法答网的答疑意见在形成权基础上更进一步，将股权回购权行使期限限缩为不超过6个月，确实远超出私募投资界的合理商业预期。但这毕竟是最高院法答网的意见，受到众多教条主义法官的机械遵从。
北京二中院的判决具有标杆意义的价值在于对“法不溯及既往”原则的深度阐释和坚守。根据《立法法》的规定，法律、行政法规等只有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时才能溯及适用，而法答网意见，既无法律明文授权，亦未经过司法解释制定程序，天然不具备溯及既往的效力基础。若允许此类指导性意见突破时间界限，将导致“裁判规则天天变，商业行为步步险”的混乱局面。案涉交易合同签署及回购条件成就均发生在意见公布前，彼时全国范围内尚无任何司法文件对回购权行使期限作出限制，投资方有权相信其合同权利的行使不受突然出现的时限束缚，不能以事后规则否定市场主体的合理预期。让市场主体为尚未存在的规则承担不利后果，本质上是对契约自由的粗暴践踏。因此，限制性的、从严性的规定更不能溯及既往，应给市场主体适应的空间，以降低对民事行为的法律效果可预期性的伤害。北京二中院的判决特别援引《民法典》和《公司法》施行时均会考虑溯及力问题，以逐步调整成现行法律规定的行为规则。也就是说，即使作为正式法律，新规亦对溯及力设置严格限制，对已形成的交易关系给予“缓冲期”，给予市场主体适应的空间。举重以明轻，对于没有普遍法律约束力的答疑意见，更应禁止其“回溯性立法”。若强行适用答疑意见，将动摇市场主体对法律效果的可预期性，最终损害交易安全。
本案的司法态度彰显出对商业生态的深刻理解。当“6个月期限”的倡议可能打破既有的权利行使秩序，当市场主体的合理预期面临冲击，法院选择以“维护签约、履约时商业预期”的价值坚守。真正的司法智慧，不在于创造新规则的勇气，而在于尊重既有秩序的审慎；不在于追求裁判统一的执念，而在于呵护市场预期的温情。法律的威严不在于规则的频繁更新，而在于对市场主体信赖利益的始终守护；司法的力量不在于机械适用条文，而在于在变革中守住对契约精神的信仰与坚守。
北京二中院的判决不仅为类似案件提供了裁判范本，更向市场传递了清晰的信号：司法裁判的终极使命是守护交易安全与市场秩序，任何规则革新都必须以商业实践为根基，以市场主体的合理预期为前提。无论司法政策如何调整，有一点应当成为共识：商业世界的繁荣，依赖于“今天的规则不约束昨天的交易”的确定性；市场主体的创新，仰赖于“昨天的合同不会被明天的法律推翻”的安全感。在股权回购权性质及期限争议持续多年的背景下，北京二中院的判决为私募界注入了一剂“稳定性”的强心针，其价值已超越个案本身，成为司法与商业良性互动的典范。
附：判决书摘录
从答疑意见来看，最高人民法院法官认为，案涉回购权属于形成权，受合理期间的限制，在当事人没有约定回购期间的情况下，以6个月为宜。本院同时注意到：从文义上看，意见从未禁止法官在个案中根据具体情况认定合理期间超过6个月；只是强调，从稳定公司经营的商业预期的角度，认定不超过6个月更为适宜、适当。从用词看，“为宜”是一种在普遍情况下如何确定合理期间的倡导性推荐，而不是对个案具体合理期间如何认定的一刀切要求。
上述意见非法律，亦非司法解释，且案涉交易合同签署、回购条件的成就均发生在意见登报公布之前，在法律、司法解释尚有溯及力问题的情形下，不能仅依据意见认为某数字文化公司的回购权消灭。就此问题，本院认为，法律的确定性是重要的行为指引，如果长期的实践要因法律的调整而发生变化，通常而言，会强调法不溯及既往，特别是限制性的、从严性的规定不溯及既往，以给市场主体适应的空间，以降低对民事行为的法律效果可预期性的伤害。如意见自述，股权回购权的性质和行使权利的期限争议较大，而且事实上该等争议已经持续较长时间，市场主体在各地区的实践中已经形成了较为确定的、可预期的实践做法，法律或者司法可以、也应当根据社会发展的情况、权益保护的侧重演进确定保护倾向，但此种做法应当给予市场主体适应的空间。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施行时，均会考虑溯及力问题，以逐步调整成现行法律规定的行为规则。举重以明轻，对于意见公布前所涉交易回购权性质及行使期间的认定，亦应当考虑管辖区域在意见公布前的普遍司法实践，维护商业的稳定，使其符合各方在签约、履约时的商业预期。本案中，经当事人及本院检索相关案例，意见公布前，未见本院案例对回购权的行使期间作出限制，且某数字文化公司系在意见公布前、诉讼时效期间内提起本案之诉，故本院难以认定案涉回购权消灭。
